| 乐 中国美学史范畴。诗歌、音乐、舞蹈艺术的总称，又指审美活动过程中的精神愉悦。春秋时期始将乐与德相联系，魏绛说：“乐以安德”(《左传·襄公十一年》)，师旷说：“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国语·晋语八》)儒家美学将礼、乐并称，更加重视乐的教化作用。孔子提出乐必须受到礼的调节，“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强调乐可以观德，“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在《乐论》中提出：“贵礼乐而贱邪音”，反复论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乐记》系统阐述了乐的起源、本质、特点与社会作用。认为乐起源于心物感应，“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记·乐本》)。认为乐的特点在于“和”，“乐者敦和”(《乐记·乐礼》)，提出“乐由中生，礼自所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记·乐论》)，肯定“乐者，审一以定和”(《乐记·乐化》)的社会职能，主张“广乐以成其教”(《乐记·乐象》)。墨家提出“非乐”的观点，对乐持否定态度。道家也对它提出批评。宗儒家观点的《礼记》，进一步提出礼乐相成的观点，“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礼记·礼器》)。并把乐教作为儒家“六教”之一。汉代自董仲舒后，儒家美学思想成为正统，乐更被视为强化统治的工具。西汉董仲舒提出：“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举贤良对策》)《白虎通义》不仅吸收了董仲舒的神化儒学观点，而且将乐的功能谶纬化。“祭天作乐者何?为降神也。”(《白虎通义·郊祀》)三国魏嵇康突破儒家“乐通伦理”观念，把乐与个体的“养生”联系起来，并提出“声无哀乐”，主张音声本身无关乎哀乐，因其与人的感情相合，故使审美主体产生哀乐之情。唐白居易认为“乐”与“政”联系密切：“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北宋周敦颐认为“乐”反映政治，也反映自然界中“阴”和“阳”两种对立的势力。统治者的政治有了成绩，就能创造“淡”与“和”的“乐”(参看《宋元学案》卷十一)。沈括推崇古代之“乐”，认为其表达情思，“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感人深”，非如“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梦溪笔谈》卷五)。郑樵(1104—1160)认为先有民歌“风”，累积了民歌的经验，才有文人创作的歌曲“雅”，然后才有专门颂扬统治者的祖宗的歌曲“颂”：“积风而雅，积雅而颂”(同上)。南宋朱熹强调儒家传统音乐观，又承认其精神愉悦的审美功能：“礼乐固必相颂。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朱文公文集·答陈体仁》)元代的“乐”论，突出戏剧音乐中的歌唱审美经验，强调唱腔的表达和抒情作用。明朱载堉提出以“今”的艺术形式，表达“古”的思想意蕴，“乐从乎今，情合于古，知圣人立乐之本者，其庶几矣”(《瑟谱序》)。清顾炎武认为：“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已而为之也”(《日知录》卷五)。主张以音乐协和诗意。这一范畴，对于阐述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情感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