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公羊学 历代今文经学家专治《春秋公羊传》的学问。以发挥《春秋》“微言”、“大义”为抒发己意的根据。旧题《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世传，至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撰成，武帝时列于学官，设博士，遂大盛。董仲舒曾作《春秋繁露》，专治“公羊传”，系统发挥《春秋》中“借事明义”之“微言”，“正名为本”之“大义”。以后，今文经学家严彭祖、颜安乐，从眭孟受《公羊传》，汉宣帝时分别列为博士，遂有春秋公羊“严氏学”、“颜氏学”之称。东汉何休“解诂”，为《公羊传》制定“义例”，以尊王攘夷为《春秋》之“大义”，“三科九旨”为《春秋》之“微言”，两者兼传，使《公羊传》成为历代今文经学家抒发义理，议论政事的依据。西汉中叶以后，今文经学渐衰，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兼采今文学和古文学说，破除家法传统，经学上的流派趋于混同。清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民族矛盾的突出，以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等为代表的常州派学者，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公羊传》学说，评议世事，干预时政，推动了春秋公羊学的复兴。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以“公羊”经义，发挥政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后康有为曾利用春秋公羊学的“张三世”说，为戊戌变法造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