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爱 英 fraternity;法 fraternité 指泛爱一切人，普遍地和睦相处。在中国最早源于西汉董仲舒“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唐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主张“一视同仁”。同时又认为博爱并非爱无差等的兼爱，而是要“亲亲而尊之”，“笃近举远”，对下品之性则要威刑相制，使之“畏威而寡罪”(《原性》)。他的主张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许多思想家所提倡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宣扬人道博爱哲学，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没有阶级，一切平等”，人们彼此互助相爱，是人类社会的远景和理想境界。还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圣人和人道博爱。孙中山把博爱与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相联系，并赋予新内容。认为中国古代“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及于人人”，提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在西方博爱思想曾是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观，它认为人类应互相爱护，个人要为公众利益而生活，死后才能进天国。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要求建立重视人的尊严和民主权利的理性王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Th.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认为，人们彼此关心、相互帮助是一种“自然规律”，并提出：“要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牺牲自己的所得，以成全别人的所得，这就尽到了博爱人类同情人类的义务。”博爱思想反映了历史上进步思想家对于理想的一种追求，但在阶级分裂的社会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博爱。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分裂的社会里，共产主义者不能不顾剥削和压迫的事实，抽象地宣扬“彼此相爱”的道德说教，只有在私有制和阶级不复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真正人类的道德才成为可能，人们才能自觉地遵守公共生活规则，真正地相互关心，普遍地和睦相处。博爱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合理因素为无产阶级所批判继承，成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