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辩学史》 郭湛波著。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认为“胡适先生的《先秦名学史》……有两个根本缺点，一是没有把‘辩学’的系统弄清，二是所叙述的出了‘辩学’的范围以外”，故撰写是书。认为在逻辑的汉语译称中，“‘名学’太宽泛，‘形名学’太生涩，所以就用‘辩学’二字”(《自序》)。强调哲学思想有印度、西洋和中国三支，哲学方法(逻辑学)也有印度“因明”、西洋“逻辑”、中国“辩学”三支。中国的哲学方法只有先秦时期才有，先秦荀子以后“辩学”亡绝。汉至明末则为“因明”，明末以后则是“逻辑”，而因明、逻辑均系舶来品。认为中国“辩学”不起于孔子、老子，而起于邓析。邓析以后的墨翟、杨朱也无“辩学”。“辩学”至惠施始盛，尤其公孙龙集“辩学”之大成，构成为系统的学说。公孙龙之后，各家都受“辩学”影响，其中以《墨辩》、《荀子》成就最著。认为邓析是先秦名家创始人，惠施、公孙龙出于名家而与墨家无涉。认为邓析的“两可”之说是后来名家(辩者)如惠施、公孙龙等学说的出发点;其“无厚”之说“是讨论‘有无’形名的问题”。认为惠施的“大同异”是辩证逻辑的思维，“小同异”是形式逻辑的思维。肯定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认为“《墨经》从推理来讲，所以说‘白马，马也。’公孙龙从概念来讲，所以说‘白马非马’。”认为《名实论》是公孙龙的学说要领，在《名实论》中，“名实”问题始作为逻辑的问题来讨论。认为《墨辩》既非墨子的学说，亦非墨子时代的产物，而是惠施、公孙龙之后的作品，“辩学到了墨辩时代，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的阶段”。“‘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演绎方法和‘以类取，以类予’归纳法……是墨辩的两个根本法则。”认为荀子虽主“正名”，但与孔子的“正名”不同;孔子“正名”只有伦理的政治的意味，荀子“正名”则是“以一持万”，“以类度类”的演绎的名学。为研究先秦逻辑史的重要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