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取》 《墨子》篇名。后期墨家所著。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清孙诒让引毕沅语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义也。”(《墨子间诂》)一说该篇“言‘兼爱’之道，以墨家之辩术，证成墨家之教义，所重在‘道’;其所取者大，故曰《大取》”(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主张“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认为害之中取小是“取利”;“杀一人以存天下”即是害之中取小，是“不得已而欲之”，从而为解决“兼爱”与“杀盗”之间的矛盾提供逻辑根据。对名、辞、说诸方面容易致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据所反映的对象特性，将名分为“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以举量数命者”等不同种类。对事物之间的同异现象作了详细分析，将“同”归为十种：“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将“异”归为两大类：“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认为同异相对、同中有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反映了对“类”本质的理解。根据思维对象的复杂性，提出故、理、类“三物”作为正确思维的逻辑原则：“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并对“三物”在思维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本篇一方面补充《经》上下、《经说》上下之所未及，另一方面也为《小取》的系统化提供了大量素材，确立了基本原则。一说《大取》中一部分内容又称为“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