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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 朱熹 |
类别 | 哲学 |
释义 | 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青年时师事李侗,为程门四传弟子。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壬午应诏封事》)。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渊博、影响深远的学者,“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宋元学案·晦庵学案》)。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会众说而折其中”。哲学上主要承继、发展二程(颢、颐)的理气关系学说,确立了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为理学之集大成。天理、理是朱熹的最高哲学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根本,而“理”只是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的抽象精神本体,“气”却是第二性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明确提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同上),强调理本气末。又借用佛教“月印万川”说来解释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总体的“理”即“太极”。他的“理一分殊”说是为封建社会“尊卑大小”、“各得其宜”的等级制度作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但也承认统一理所体现的万物各有差异和彼此间的关联。肯定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并对《周易》中说的“化而裁之谓之变”的命题作了新的发挥。认为事物运动的形式有“化”和“变”两种,“化”指渐渐消化的量变,“变”指“顿断有可见处”(《朱子语类》卷七五)。解释“裁而化之”的“裁”是裁衣服的裁,指事物变化过程中的中断。因此“化而裁之存乎变,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变”(《朱子语类》卷七四)。认为质变在渐变发展基础上产生。论述事物变化运动的根本原因乃是事物的本身“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事物阴阳对立而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如寒则暑便在其中,昼则夜在其中,便有‘一’寓焉”(《朱子语类》卷九十七)。这一观点是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知行关系上,强调知先行后,“论先后,知为先”(《朱子语类》卷九)。但又认为“知行相须”,“论轻重,行为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则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同上),注意到“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认为论人性必兼论天命之性(“道心”)和“气质之性”(“人心”),人禀气而生,所禀之气有清浊,故有圣、贤、愚、不肖之分。在“理”与“欲”的问题上,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同上),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联结而不可分,但凡超越于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则与“天理”对立,故“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同上),“天理人欲常相对”(《朱子语类》卷四十)。主张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工夫,达到“革尽人欲,复明天理”,恢复人原有纯善的本性。在历史观上,以理学家的天理标准陶铸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认为尧、舜、禹时“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人欲横流”,体现为“霸道”政治。认为编写历史要求“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明天理是史书的最高标准,“读书须是经为本,而后读史”(《朱子语类》卷十二),否则看历史“只是看人打架”(《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从事教育活动五十余年,教育方法上采取启发式,强调“书用你自去读,道德用你自去究索”(《朱子语类》卷八)。要求学习必须提出疑问,“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同上)。反对死背硬记的“温故”,主张在“温故”的过程中更换新知,“温故能知新,如所引学记则是温故,而不知新只是记得个硬本子,更不去里面搜寻得道理”,“若知新则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常活不死矣”(同上),见解颇多新意。对于佛、道乃取其哲理部分,去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对自然科学知识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说它是“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人、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吸取北宋以来的自然科学成果,如以月蚀“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朱子语类》卷一)说明日、月、地球三者位置变动的关系和产生月蚀的原因。认为虹是“薄雨为日所照成影”(同上)。以高山上发现残留螺蚌壳的现象,论证海陆变迁之说。在美学思想上,重“道”而轻“文”,主张“文”为“道”服务,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反对苏轼关于“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提法,把“文”与“道”视为一体。把审美情感限制于儒家道德观念的范围,认为诗歌没有审美价值,只有伦理道德价值,“学诗之大旨”,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于此矣”(《诗集传序》)。以“中和”为审美的理想。认为人心在“寂然不动”的含蓄状态时是完全符合于“理”或“性”的。“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答张钦夫》)认为人的思想未与外物所感是处于寂静含蓄的状态,这很自然地符合“空阔净洁”的“理”的境界,也正合于“情之未发”的“性”或“中”。但人心为外物所感便产生“情”,然而“情”必须严格限制在“理”的道德观念的范围之内。这种理学家的美学思想,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在逻辑学上,注意“类”的分析,认为“天下有不可同之理”,立分类标准只是“就其异处以致其同”(《朱子语类》卷七十)。提出做学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下面做上去”,亦即类似归纳的方法。另一种是“自上面做下来”,亦即类似演绎的方法。前者注意“以类而推”在归纳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凡物有四隅,举一隅则三隅可推”(《朱子语类》卷三十四)。后者的演绎方法是一个“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的思维过程,“先见得大体,却自此而观事物,见其莫不有个当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对排中律的思想有所认识,认为不同观点的文字“最可观”,因为两者之中“必有一真”(《朱子语类》卷十)。对中国逻辑史有一定贡献。朱熹倡导的“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高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在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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