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政府主义论战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论战。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入讨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日益暴露出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黄凌霜在《马克思学说批判》一文中，攻击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集中领导，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要“专制”;无产阶级建立工农武装，就是“压制个人自由的表征”;在这种国家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首领也要变成“拿破仑”、“袁世凯”。他们还认为：“少数人行使的权威和多数人行使的权威，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行使个人以外的意志”(《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从1920年起，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新青年》先后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和其他通信;《共产党》月刊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及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等也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强调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得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陈独秀《谈政治》)还指出：“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我们要怎样干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在驳斥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时指出：“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自由与秩序》)。陈独秀指出：“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还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单纯由各种民办社团进行生产和立即实行“按需分配”以及否定“按劳分配”的主张，指出：“共产主义生产组织是集中的。”“共产主义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社会革命商榷》)，但这并不是中央或少数人要独揽大权，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非待世界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在今日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等都曾驳斥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通过论战，使大批激进的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