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适 1150—1223 南宋哲学家。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永嘉学派的代表。淳熙进士。历官太学正，太常博士。尚书左选郎官，权兵部侍郎等职。力主抗金，并揭露当时兵弱财困的积弊，开禧二年(1206)，皇戚韩侂胄贸然北伐，及兵败，叶适调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击退来犯金兵，升宝文阁侍制。开禧三年被弹劾“附侂胄用兵”罪，夺职，返归故乡，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重功利之学，认为义不可离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三)。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习学记言》卷十九)的政策。在宇宙观上，强调“道”存在于事物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习学记言》卷四七)，有了天地与人类之后，才有“道”(指规律)的作用。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叶适集·进卷·诗》)，而“物”由“气”构成。“五行”和“八卦”是“气”的“流行变化，不常其所”的各种表现形态。提出“一物为两”(《进卷·中庸》)、“一而不同”(《进卷·诗》)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并说明事物对立面阴与阳、刚与柔、离与合等等都是“相禅而无穷”的，即都相互依存、转化以致处于无穷的变化之中。但最后又用中庸调和矛盾，说“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进卷·中庸》)。认识论上主张“以物用而不以己用”(《进卷·大学》)，以客观为认识依据，否则“自用则物伤，伤物则己病矣”(同上)。强调主观服从客观，反对用主观代替客观。强调认识“道”(规律)就必须详尽地考察各种客观事物，“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题姚令威西溪集》)。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水心别集·总义》)。重视人们亲身的直接经验对于认识的重大意义，“故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病者为良医”(《法度总论一》)。又强调人的思想言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可“论高而违实”，应有的放矢，“弓矢从的，而的非从弓矢也”(《终论七》)。指出人们之所以愚昧无知，是由于不明白事物对立矛盾的道理，“天下不知其为‘两’也久矣，而各执其一以自述，奇谲秘怪，蹇陋而不弘者，皆生于‘两之不明’”(《进卷·中庸》)。逻辑上强调正名的实践意义，指出古人不注意逻辑意义上的正名，“古人正事而不正名”，“孔子所欲正者，亦其事而已”(《习学记言》卷四十四)。认为“名不正故事乱，名正则事从矣”。高度评价荀子从逻辑意义上“正名”的理论，认为“荀子之言如此，其于名可以为精矣”(同上)。反对诡辩，指出“战国群谈众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以玩一世”。深入分析了《周易》中“类族辨物”的思想，“类族者，异而同也;辨物者，同而异也。……故族之异者类而同之，物之同者辨而异之，深察于同异之故，而后得所谓诚同者”(同上)。认为“类”是从各有差异的事物中寻找共性，而“辨”是从同类事物中寻找差异。其论证方法，则以简单归纳与演绎形式推论之。以“理”指推论的演绎过程，以“物”指推论的归纳对象。认为两者相应就是《易》的认识方法。伦理学上，着重批评了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说法，“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者，其择义未精也”(《习学记言》卷二)。又认为道德与功利是统一的，主张“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进卷·士学上》)。认为只有“养利”，发展生产，“使天下无贫民”(《进卷·民事下》)，才能保持忠厚的道德风尚。认识到情、欲由人肉体的自然需要而产生，“礼”在于调节情欲而不在灭绝情欲，主张“以利和义”，批判老子“尽遗万事而言道”(《习学记言》卷一五)，庄子“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进卷·庄子》)。指斥佛教“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习学记言》卷四三)。与朱熹、陆九渊相峙，集永嘉之学而自成一家。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别集》，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叶适集》，包括《文集》和《别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