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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 辩 |
| 类别 | 哲学 |
| 释义 | 辩 中国逻辑思想史范畴。有争辩、推论两义。春秋时期，邓析“操两可之说”，教民兴辩，开创了先秦延续二百多年的名辩局面;并将“辩”分为大辩、小辩两种：“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邓析子·无厚》)。墨子也颇重视“辩”的作用，提倡“辩乎言谈”(《墨子·尚贤》)，主张“辩是非”(《修身》)、“辩其故”(《兼爱》)，把“谈辩”作为“义事”的重要方面：“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但道家反对“辩”。老子主张“大辩若讷”，认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八十一章》)。孟子虽有“好辩”之称，却也不主张辩，“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表白他之“好辩”是“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庄子也主张“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认为万物齐一，事物之“类”无须区别，“是”即“不是”，“然”即“不然”，因而“辩有不辩”，“辩有不胜”，唯有“止辩”。后期墨家极力主张辩，并从逻辑上对辩论作了规定：“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上》)。“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经说上》)认为辩论双方的命题必须具有如“牛”与“非牛”的矛盾关系，双方必有一胜的辩论，才是正当有益的。还批评了庄子那种“辩无胜”的观点：“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辨”(《经下》)。“俱无胜，是不辩也”(《经说下》)。《小取》篇则将“辩”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活动加以系统的考察分析。首先规定了辩的任务：“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认为辩的思维过程及其基本形式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并提出关于辩的基本原则：“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荀子认为辩的产生是因“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荀子·正名》)辩的目的是使人“心之象道”认识真理，因而要求辩者“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情而喻”(同上)。并提出“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的辩论原则。还将辩分为“小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圣人之辩”(《荀子·非相》)。推崇“圣人之辩”，赞成“士君子之辩”，反对“小人之辩”，并采取不辩止之的态度：“言而非仁义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讷也。”(同上)认为：“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荀子·修身》)韩非也认为“上不明，则辩生焉。”(《韩非子·问辩》)反对“辩士繁说”，主张“无用之辩不留朝”(《韩非子·八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名理之风颇盛，对于“辩”亦有所分析研究。徐幹反对“利口”之辩，指出“俗之所谓辩者”，“美其声气，繁其辞令”，“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自以为辩，却“不知木讷而达道者，虽口服而心不服。”(《中论·核辩》)认为辩的目的应是“求服人心，非屈人口”，因而“辩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同上)。并提出了辩的一系列规则。“辩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谕，疾徐应节，不犯礼教，足以相称;乐尽人之辞，善致人之志，使论者各尽得其愿而与之得解;其称也无其名，其理也不独显。若此，则可谓辩。”(同上)刘劭也对“辩”作了比较细密的分析。他把辩分为“理胜”与“辞胜”两种，“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失正矣。”(《人物志·材理》)并提出了“度所长而论之”;“以一言明数事”;“务释事本”;“下其盛锐，抉其本指，以渐攻之”;“指其所跌”;“征之使还”等六条关于辩的一般原则，对当时的名理清谈影响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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