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死观 view of life and death 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生与死是一切生命产生、存在和消亡的自然过程。但作为社会化了的人，则有一个如何对待生死的问题。不同的人生观，对生与死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死观。在中国古代，杨朱提出“贵己”、“重生”，主张以保全个人的生命为人生理想，认为死亡是“吾生”价值的丧失。庄子视“悦生而恶死”为人生的一大桎梏。认为要获得人生“自由”，就必须超脱死生之变。提出“以死生为一条”，否定生与死的界限，甚至把死亡作为人生自由、幸福的最终实现。魏晋时期的《列子·杨朱》篇提倡“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认为：“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成为一切腐朽没落阶级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典型表现。在西方，古希腊伊壁鸠鲁强调快乐是人生的目的，认为一切痛苦都在人的感觉之中，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而死亡对于已死的人并不是痛苦，不必恐惧，而活着的人就应快乐地活着。近代幸福论者费尔巴哈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自我牺牲者同时也可以享受，至少可以在观念中和希望中享受”(《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宗教人生观轻视今生，或视人生为苦海，或曰今生为罪孽，因而竭力压抑生的欲望，提倡禁欲主义，把死后进入天国视为人生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对生死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范宣子以为人在世当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价值取向，这样才能死而“不朽”;孔子谓“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荀子言“畏患而不避义死”;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们把人的生死，赋予鲜明的社会、道德意义。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正确认识人的本质和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精神，形成了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生死观。认为衡量一个人生和死的价值，不是生命的长短、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和财富的多寡，而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毛泽东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只有把个人生命与人民利益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统一起来，为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去奋斗，去牺牲，才是最值得、最应该、最光荣的。参见“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