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德 近代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更新与变革民众道德的主张。严复依据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比较中西社会之差异，认定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皆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进而提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主张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使民众之力、智、德“三者诚进”。其“新民德”，实际上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自由观念，批判中国封建的宗法观念和纲常伦理，以增强自己的国家民族观念，达到“德行仁义之强”，进而“合力同心，联一气而御外仇”(同上)。同时强调欲“新民德”，首在“开民智”，称“智者先事以为防，则无往而不福”(《原富》上册按语)。梁启超的“新民说”，疾称要“去社会旧习之污”，须兴“民德民智民力”，而其要则在新民德。说“夫言群治者，必曰德……道德，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新民说·论私德》)。释“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来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据此原则，既极重“公德”即“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之德，认此为“我国民最缺者”，故大力倡言“合群之德”、“国家思想”。又认为“公德”又须奠基于“私德”即个人独善其身及与他人相处之道，故又以培养私德为当时铸造国民之“第一义”。宣传自由思想，倡导独立自尊，弘扬进取精神，主张权利平等。章太炎则站在革命派立场上，以“革命之道德”理论阐发“新民德”思想。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命题，提倡革命者要严于律己，“归敬于心”，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据此批判儒家道德“以富贵利禄为心”，又揭露“戊戌变法党人”、“庚子保皇党人”之“不道德”，使“新民德”直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服务。但又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演说录》)。 |